“在得知卡米拉·瓦利耶娃一个A瓶样本是阳性以后，我们（国际奥委会）是不希望她继续参加比赛的。哪怕她在出场之前的2个小时我们才得到消息，我们也有责任要保证比赛的公平（禁止她继续参赛）。我们不能忽视她A瓶样本的阳性事实。所以我们向国际体育仲裁庭提出申诉，但我们输了，我们尊重国际仲裁庭的判决，尽管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”巴赫说：“团体赛女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结束后（俄罗斯奥委会队总分第一），我们要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我们和美国队（排名第二）、日本队（排名第三）都召开了紧急会议，我们必须听取他们运动员的想法，了解运动员的情感、愿望。我们非常坦率交流看法，他们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决定（未颁发奖牌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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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赫说，昨晚他在电视中看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自由滑的比赛，“我非常担心，我看到她摔倒，看到她起来鼓足勇气完成比赛，看到她的肢体语言，我想我可以理解这个15岁的女孩子要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。”
“但令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的是，我在电视中看到她的随行人员（教练、领队）表现冷漠，没有给她安慰，我昨晚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我希望她的家人和朋友能够陪伴她度过最困难的时光。”巴赫说：“当前的兴奋剂问题都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，不是运动员自己能做到的，（禁用）药品不应该出现在她的身体里，把药品放在她身体里的人才是有罪的。”
国际奥委会法律事务部出身的巴赫对于兴奋剂问题有足够发言权——2006年都灵冬奥会，意大利警方进入奥地利运动员营地查出大量禁药，6名奥地利运动员（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）被终身禁赛，而2014年索契奥运会，东道主选手也被证实“有组织使用禁药”从而招致重罚。
“另外我们处理法律问题的手段非常有限，过去有些经历是非常糟糕的，我们不是警察。”巴赫说：“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曾经在冬奥会上发现一名医生在运动员身上使用了违禁品，我们只能禁赛这个医生让他回家，但他回家以后继续从业行医，我们没有能够制裁他的手段。”
鉴于反兴奋剂是一个长期、复杂、涉及到诸多法律问题的斗争过程，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会加强相关工作，各国政府也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。
临近发布会结束，有记者的“提问”问到了卡米拉·瓦利耶娃涉药事件会带来怎样的影响——这位记者的上一个问题还有些“攻击性”：“巴赫先生，昨晚为什么不去现场看这场女子单人滑的比赛，这似乎不合惯例。”
回答这个问题对巴赫来说没有任何难度：“我是第一位不去看女子单人滑比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吗？我记得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我也没有去看女子单人滑的比赛。”
“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去年12月的样本在今年2月奥运会比赛期间才得到结果，当事人是未成年人。在兴奋剂问题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WADA的规定，所以国际奥委会需要和很多专业人士进行严密的讨论。”巴赫说：“我认为讨论会涉及到两个实际问题，第一是国际滑联是否应该界定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最低年龄限制，第二是WADA是否有必要完善相关规则（样本结果通报时限）。”
